准备袭击——排兵布阵——曼恩上校为了找到一个突破口焦虑不安——中国佬投降——中国的背信弃义——巴夏礼和洛克回来——“复仇的野蛮公道”——鲍拜：大家的损失——中国的出尔反尔——俄罗斯大使的善意——俄罗斯的墓地——安德森、德诺曼、鲍拜和列兵菲普斯的葬礼——皇帝的阴险欺诈---火烧宫殿——火烧庙宇——中国艺术珍品—一 一处宫殿和庙宇——花园——古董——暂时的中断——继续焚烧——反思——回到北京-—必要的牺牲——当代朝廷屈指可数的日子——美国使团的成功

 

联军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为攻击北京修筑工事，为了占领他们要求的城门，这样做完全是必要的。中国当局和我们的首领频频互换信函，这些信函我不想再转印，因为它们公示于众已经很久，此外，我也没有兴趣将其再现。只能说，它一方面显示了联军的决心、尊严和真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政府让人难以忍受的阴谋诡计和背信弃义。但是，他们的这一切再也无法得逞，因为额尔金对其了如指掌，再也不会上当受骗。

在北京城外，我们的左前方，有一处凹凸不平的开阔空地，约1.5平方英里，这是清军的练兵场；在右边，也就是面朝城区的方向，有一条与空地相接的宽阔道路，一直通向京城的北门；在我们的正前方就是城墙，正后方则是一座巨大的喇嘛寺，寺庙周围还有很多建筑和空地；在我们左侧是郊区，以及一条通往安定门的大道，对于这座城门，联军下定决心要占领。再往前，也就是刚刚提到的郊区左侧，矗立着雄伟的地坛。地坛内的各种建筑（因为中国的一座坛庙通常包括大量独立的建筑）被一堵高约18英尺的砖墙围起，占地约四分之一平方英里。许多攻城大炮立即运到这里，因为围墙距离城墙约三百码，因此对我们的炮兵构成了极好的掩护，要攻破威名远震的北京城墙，这里是最佳的位置。在精力充沛、尽职尽责的曼恩上校的指挥下，工兵们开始投入工作。他们确实非常急于在城墙打开缺口，以致有天早晨，工兵部队一位爱开玩笑的年轻副官宣布说他“昨天晚上看到自己带着一桶炸药来到城墙下，用指甲紧紧抓住城墙往上爬”。但是，仅仅几天工夫，大炮已经架好，12日的那个周五，我们向对方发表声明，警告他们如果24小时之内不将安定门交出，就开始攻城。

但是，城墙注定不会被攻破。各项准备均已就绪，在拿皮尔指挥下，第二师受命担任攻击任务，第一师全副武装，随时待命。但是和往常一样，中国佬发现自己已经被逼得没有退路，终于在最后一刻又屈服了。安定门已经交到我们手里，部队有幸得以爬到顶部将城门涂上自己军队的颜色。有几天，任何人没有副官长的允许，不准进入城内，甚至连靠近城门都不允许。既然不能进入北京城，我们就先说说其他还没来得及说的情况。

首先，关于人质的问题。每个人对他们的安危都极为担忧，因为许多人都和其中一些被扣押的人质私交甚好。巴夏礼言行举止坦率真诚、谦恭有礼，深得人心，然而在军中有许多人认为，他过于坦率直接，很容易上中国政府的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他现在的下场也是他自己的错误造成的。然而，从个人的角度，我最同情的就是他。常言道：“一次受骗，是你的错；两次受骗，是我的错。”这句话我们应该记在心里，而不是挂在嘴边。因为，且不说中国政府之前对我们玩弄的诡计不下百次，而且每次都昭然若揭，就像前面提到的，他们在天津的背信弃义就有目共睹。所以，军中每个人都认为，让自己或者其他同伴落入了那些道貌岸然、毫无信义的敌军手里，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要对此负责。我只是将当时部队的情形记录于此，至于这种观点是否合理，我不得而知。

桂良和恒福在9月1日向威妥玛和巴夏礼先生郑重其事地承诺，他们是朝廷任命的全权代表，我们的任何要求都会得到保证，但是，在我们要求9月6日前往京城递交国书的关键时刻，他们言而无信的嘴脸再次暴露。要是他们的骗局继续得逞，我们一直上当受骗，额尔金大使也按照他们的要求不携带任何武器，只带几位贴身护卫前往北京，那被抓的就不只是张家湾的这39位人质，恐怕连大使也要成为他们的囚犯。其实，他们规定联军必须把武器留在后方，认为如果携炮火进入京城，会引起当地百姓恐慌，那时他们就已经做好了背信弃义的准备，关于这一点，现在更是不需要任何质疑。这样，从他们后来一系列的行为可以看出，联军算是逃过一劫，因为全权大使额尔金如果真落入他们精心设置的圈套，后果恐怕谁也不敢设想。

对于洛奇的安全，认识他的人都忧心如焚，痛苦万分。在做礼拜时，大家集体为他祈祷，我可以保证，所有的祷告都是为他祈福。我们到达北京后不久，对巴夏礼和洛奇安全的担忧总算结束，因为他们最终回到了总部，他们都能感觉到大家和他们握手时发自内心的问候，他们关于自己不幸遭遇的描述颇为有趣，因此这里我会将——附上。

其他人质的安危我们依然不得而知，对此我们也是忧虑重重，但是，在12日，9名范纳指挥的印度骑兵被释放回来，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诺曼和安德森遇难的不幸消息，对于鲍拜和布拉巴宗我们已不抱太大希望。这些骑兵详尽描述了自己的遭遇。

 

骑兵索沃拉·辛中士的证据

范纳骑兵，第四组

巴夏礼和洛奇先生离开我们去见中国军队统帅僧格林沁，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有鲍拜、安德森中尉、布拉巴宗上尉、诺曼先生、一位国王龙骑兵卫队士兵、一位第一锡克骑兵团的士兵以及我们自己部队的17人。我们等了半个小时，安德森中尉要求前往两位绅士去的地方，但被告知就地等候他们回来。又过了半个小时，大量敌军将我们包围，要我们下马跟他们走。后来，约有一万人和我们一起前往通州，让我们休息一刻钟后，他们夺走了我们的武器。然后让我们重新上马，在整个部队前面列队示众，接着带我们上路前往北京，当晚在寺庙休息。

第二天他们又让我们上马，带我们去北京。到北京后，他们让我们下马并给了一些食物，然后带我们穿过城区来到两英里外的一处地方，在我们下马后给我们分配了帐篷。英国军官和地方骑兵分开。然后将我们一个个带走，并用绳子捆绑，手脚绑在后面躺在地上。在这里关了三天，总共只给了三次食物，每次也就一小口。后来将我们扔进马车，手脚依然捆绑着，带我们走了我想有大约30英里。整个晚上挥鞭策马，一路狂奔。清晨，我们到达一处炮台，关进了监狱，也就是一只用枷锁拴住的笼子。那时候我们共有七人，安德森中尉、诺曼先生、一位骑兵中士和四位印度骑兵。其他人的下落我一无所知，可能已经被带往更远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呆了三天，一直被紧紧捆住，不能动弹。印度骑兵们每人身上捆了一根绳子，美国人则捆两根。

第一天我们什么吃的也没有，后来给了一点。在第二个地方呆了一天后，安德森中尉神志昏迷，此后偶尔醒过来几次，直到入狱后第九天不幸去世。在他死前一两天，因为被捆扎得太紧，他的指甲和手指都裂开了，蛆虫爬进里面，手腕的骨头已经暴露在外。虽然还有一口气，但是蛆虫已经在他的伤口爬动和繁殖、吞噬着他的肉体。尸体放了三天后被他们拖走。安德森中尉去世五天后，骑兵蓝姆·尊也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人世。三天后，又轮到了诺曼先生。

安德森中尉遇难的那天晚上，绳索被解开，此后我们的待遇有所好转，两天后我们的脚也被解开，一直到昨晚将我们释放之前再也没有捆绑。安德森中尉和同伴要我们帮助咬断绳索时（我们能够帮助他们的唯一方式），中国佬将我们一脚踢开。我们到达通州和北京之间的寺庙时，布拉巴宗上尉和一位法国人回来了，安德森中尉告诉我们，他们要求向总司令汇报，争取将我们释放。

 

穆罕默德·汗的证据

9月18日被中国人抓捕。我们到达张家湾附近的中国营地时，听到炮声响起。巴夏礼和洛奇先生离开了我们，还有一位普罗宾上校的骑兵。安德森等了半个小时，然后想去找他们两位，但是遭到中国人阻拦。最终我们被带到通州城外，武器均已解除。我们重新上马，穿过运河上面的石桥，沿着大路来到一两英里外的寺庙。第二天布拉巴宗上尉和一位法国人离开，我们被带往北京城另一边的一处庭院，附近有湖和寺庙。很快，他们将我们六个人分别安置到六顶不同的帐篷。安德森先生给每顶帐篷编排了号码，当时大约是下午两点钟。

我们到达后约半个小时，他们以清洗脸部和手脚为名，将诺曼先生带了出去。然后立即按倒在地，紧紧抓住手脚并用绳索捆绑到背后。安德森也被以同样的方式带出去并绑了起来，然后是鲍拜、法国人和印度骑兵。我们所有人被捆起来之后，他们往绳索上泼水，使其勒得更紧，之后他们将我们拖到一处庭院，让我们在室外呆了三天，任由日晒雨淋。因为太阳烤晒，再加上缺少食物和水，第二天安德森先生就不省人事了。我们一直没有任何吃的东西，最后他们给了几小片面包和水。白天这里大门敞开，成百上千人来来往往盯着我们看，包括他们的许多高级将领。

到了晚上，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位士兵看守。要是我们发出一点声音或开口要水喝，他们就会拳脚相加。他们用靴子踢我们的头部，如果我们想要点吃的，他们就会将泥土塞进我们嘴里。在第三天，他们给我们的脖子、手腕和脚踝上都带上了枷锁，第四天约3点钟，他们用马车将我们运走。此后，我再也没见着安德森中尉。我们一共8个人被装在两辆马车，包括3名法国人，4名锡克兵和我自己。有位法国人胸部被刺了一剑，严重受伤，不久死在路上。那天晚上我们被带到山上，吃了些东西后休息，第二天整整一天都在路上行走。晚上我们又停下来，第二天晚些时候到达一座小城，四周有城墙围住，外面有一座巨大的白色炮台。这个地方三面环山，我们被关进了城外的监狱。

我们关进监狱后的第八天或第九天，一位法国人遇难。过了三四天，印度骑兵伊伦·辛格也不幸去世。他们的死亡都是因为蛆虫进入肉体并导致肌肉坏死。看管监狱的中国人大约十天前解除了我们身上的枷锁。同一监狱的中国犯人对我们非常友好，帮助我们清洗伤口，喂我们吃他们自己的食物。

                                 （签名）   “W.范纳，上尉，范纳骑兵指挥官”

                                                         1860 年 10月13 日

                                                                      北京

 

骑兵布格·辛与骑兵坎·辛格的证言

范纳骑兵，第一组/第三组

第一天我们在去北京的路边停下，晚上住在寺庙。我们拴好马后走了进去。后来中国人将马牵走，第二天一大早又牵了回来，我们再次骑上马。两位绅士，布拉巴宗上尉和法国军官离开了我们的队伍。我们穿过北京来到约两英里外的一处地方停了下来，然后其中一位中国佬前去请示是否应该让我们在这里下马，回来后给我们带了些帐篷。此处靠里面有些营房，我们穿过很大一条门道。

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半小时，然后他们命令我们一个个出去洗手、洗脸。他们先将诺曼先生叫出来，突然将其撂倒并用绳索将他的手脚捆到背后。此后我们也都被带出，他们要我们跪在庭院中央，手脚都捆在背后，然后将我们摔倒在地，整个身体压在两只手上。如果我们想往左边或往右边靠着放松下，他们就会拳打脚踢。整个晚上我们都只能保持这个姿势，期间他们还往绳索上泼水，使之勒得越来越紧。诺曼先生晚上和其中一位中国官员沟通，告诉他们我们是来谈判而不是打仗的，后来他们给了一点水和米饭。我们有些人已经吃了起来，印度骑兵则在安德森劝说下才吃了一些。

第二天，一位白色衣服上钉着纽扣的中国军官来看我们。他身边有许多勤务兵，在他询问诺曼一些问题后，这些勤务兵对回答作了些记录，大约两小时后他走了，我们带上了铁枷锁。我们基本没什么吃喝的东西，就这样维持了三天。安德森中尉的手已经肿成三倍大，而且开始发黑。他整个身体的重量，包括枷锁的重量都压在他的双手上。两只手看起来都快爆裂了。在他意识仍清晰的时候，他不断鼓励我们，责备我们不要大呼小叫，在他神志不清的时候，嘴里总是喊着范纳还有其他人的名字。枷锁套上后，他就昏迷过去了。第三天下午，他们用马车将我和布格·辛、沃·辛、索那·辛还有鲍拜四个人带走，整个晚上都没停歇，也没给我们食物和水，我们一提要求，他们就拳脚伺候。鲍拜的手肿得不是很厉害，不过他说印度斯坦语，我们无法理解。

第二天上午约10点钟，我们到达一处炮台，周围有些建筑，但不见人烟。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辆马车，里面是穆罕默德·汗，还有一位法国官员，个子很高，身材壮实，蓄着褐色的胡子，另有一位名叫菲普斯的骑兵。我们被带进炮台，在室外呆了三天，风吹雨打，饥寒交迫。整整三四天时间，他们不让我们有任何动弹。鲍拜在我们到达后第二天死去，蛆虫吞噬了他们的手腕。他穿一套灰色格子西服，尸体在我们身边放了三天，然后被绑在铁杵上扔出了墙外。第二天，那位法国人也死了，他头部和肩部轻微受伤，明显是剑伤。蛆虫进入他的耳朵、鼻子和嘴巴，很快他也不省人事。他上身穿一件黑色外套，下身是带有黑色条纹的红色裤子，又高又壮。两天后，第一锡克非正规骑兵队的索沃拉·辛也不幸身亡，他手上被绳子勒出的伤口肿胀，蛆虫进入伤口后死亡。四天后，菲普斯去世，整整十天，他用各种方式鼓励我们，直到有一天，他的手开始也肿起来，蛆虫开始出现。一只蛆虫一天能繁衍上千只。印度骑兵穆罕默德·卢克斯十天后死亡。直到去世前，他依然神志清醒，辱骂中国人给他猪肉吃。他去世前的第四天，蛆虫完全吞噬了他的双手。带我们来这儿的中国佬十分善良，他一出现就给我们包扎伤口，我们想要什么他都给予满足，但是一旦他走了，我们就什么也没了。

情况属实

“W.范纳上尉，范纳骑兵指挥官”

北京

 

巴夏礼先生的陈述

我们刚刚经过张家湾，希望在十分钟内走出中国的战线，就在此时，中国炮兵对前方开火，表明战斗打响，我们刚进入他们的视线，就见大量清军骑兵过来拦截我们，阻止我们前行，我告诉军官我们的身份并要求他让路。他告诉我们，只有得到附近一位高级将领的命令方能继续前进，于是我想亲自去拜访这位将领，这样或许可以节省点时间。得到允许后，在洛奇和一位印度骑兵的陪同下，举着停战白旗，我骑马朝这位将领所在地点走去。队伍中的其他人，也就是布拉巴宗上尉、安德森中尉、诺曼先生、鲍拜、一位轻龙骑兵和18位印度骑兵依然留在原地，而且也举着停战白旗。

我们经过一处地方，高高的藤条将我们和队伍隔开，突然遇到一位步兵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想尽办法和他解释，才说服他不再朝我们开火，然后带我们去见一位骑在马上的中国人，他衣服上别有红色纽扣，一看就知道有一定头衔，他站在报告前面提到过的运河的对面，河上本有座桥但已经不见了，他就站在原先桥的附近，一群士兵吆喝，让我们下马，然后派了一只小船过来。我本不想上船，但是那位中国人提出，要是我不乘船过去，就拒绝和我交谈，而且看到那么多粗野狂热的士兵已将我们包围，显然他们已将我们看成俘虏，因此我建议洛奇和骑兵也按照对方的要求上船。此时，又一位中国人骑马跑到刚才那位中国将领面前，并大声呼喊“亲王！亲王！”，我问另外一位官员这是哪位亲王，他告诉我是僧亲王（僧格林沁），因此我希望和他见面能结束对我们的敌视，希望我们手里的休战白旗能够让他尊重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下了马准备过河去见他，就在此时，那些士兵扑了上来，将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扯掉后强行拖着我们上船过河，然后将我们按倒在地跪在亲王面前。

这时，亲王给了我说话的机会，他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立即告诉他我是谁，并介绍了所有和我一起去通州的这些人，接着我告诉他，我们在回去见大使的路上遭到他的部队拦截。然后我继续对自己受到的待遇表示抗议，这时亲王打断了我的话，“为什么昨天你不同意解决关于觐见皇上的问题？”

“因为这事我也无权做主。”我回答说。

然后，亲王继续说，语气非常严厉：“听着！你们太放肆了，你们已经两次得逞。你们竟敢两次攻打我们白河炮台，难道还不知足吗？现在，你们又放出话来（亲王这里指的是格兰特司令的声明）说‘对在前往通州路上遇到的任何拦截部队发动攻击’。我现在就要拦截你们。你说你并不指挥这次军事行动，但是我知道你的名字，你方所犯下的一切滔天罪恶都是因为你的煽风点火。在怡亲王面前，你的言辞也极为放肆，现在我要好好教训你们这些蛮夷，让你们学会尊重中国的贵族和大臣。”

我努力想说明他所犯的错误，明确告诉他我的任务是什么，即来通州与钦差大臣谈判，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达成和平协议，同时我再次请求他尊重英国的休战白旗，而且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善待中国派来的举着休战白旗的使者。

然而，对于这一切，亲王仅仅是一笑了之，然后他来到旁边一匹马前，让手下牵马跟在他后面，要将我带走。

来到马边，我又被按倒跪在亲王面前，亲王问我是否愿意按照他的要求写一封信。

我问他想要我写什么，他说：“给你们的人写信，要他们停止攻击。”

“我写这些起不到任何作用，”我回答说，“因为我根本控制不了，甚至都影响不了他们的军事行动。我不想欺骗大人您，让你误以为我写的信能起到这样的效果。”

“我看你还是执迷不悟，”他说，“如果这样，对我来说，你已经毫无用处。”

然后我听到他命令将洛奇先生、印度骑兵和我带去见怡亲王，但是先护送到张家湾。为了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和他穿同样服装、衣服上钉有红色纽扣的两位高级将领将我们带进帐篷，让我们坐下和他们交谈。“按照我们的建议写，”他们说，“不要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否则你是自找麻烦。”

我再次和他们解释我是谁，我的权力能达到什么程度，但是他们回答说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我对当时仍在进行的激战表示惊讶，询问他们战斗是如何开始的，他们回答说：“如何开始的并不重要，可能是你方发起的，也可能是我方发起的，但是最终是因为你们来到了不该来的地方，现在你们是罪有应得。”

“但是我们没有越过界限啊，”我回答说，“双方的大使和专员已经达成一致，我们可以占领张家湾以南5英里的地盘。”

“哦，我们并不在意具体多少里，”两位军官说，“不管你们距离我们部队5英里、10英里还是20英里，对我们来说都一样。我们要告诉你，你们太过分了。”

炮火声越来越大，两位军官要随借亲王一起去前线。于是命令将洛奇、印度骑兵和我扔进一辆肮脏不堪的破马车，还有两位我们从未见过的法国士兵也和我在一起。不久前，我刚看到一位法国军官被拉上了马，我知道他是一位军需官。显然，他曾受到虐待，但是我看不清他受伤的严重程度，也没机会和他交谈。

在北京入狱

我们下午两点半左右被装进马车，日落时分才到达朝阳门，或者说北京城的东门。街上行人熙熙攘攘，这帮绑匪充分利用我们向路人展示其胜利者的姿态。我们穿过了一条又一条大街，从城东转到城南再转到城西，直到晚上八点，我们来到一处宽大的庭院，让我不寒而栗的是，我发现自己已经落入刑部的手里。

我们在密集的人群中等了半个多小时，有人将我从马车上拉下来，带到几位有一定头衔的法官组成的审判席前，他们让我跪下，态度极其蛮横粗暴，接着问了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然后给我戴上镣铐后交给几位看似泼皮无赖的看守。他们押着我穿过几间很长的牢房，碰巧在他们不知为何停下的时候，我听到链索声响得知另一位俘虏也带了过来。后来知道是洛奇先生，但是他们不允许我们交谈，匆匆忙忙将我们朝不同方向带走。最后我们来到一座建筑前，我能看出来，这是一座普通监狱，监狱的大门打开后我被关了进去，我发现自己和七八十位放荡不羁的犯人关在一起，他们大部分蛮横无理，因为中国监狱一般都肮脏不堪，疾病蔓延，对于新来的犯人，他们自然充满了好奇。

看守再次对我仔细搜身检查，还查看我的镣铐有没有锁好，并用新的绳索捆着我的胳膊，虽不是很紧，但也不能随意转动，行动非常不便。同时，手腕的绳索解除了，这让我松了一大口气，因为这些绳子捆得很紧，我的手都肿成两倍大了，现在疼痛不已。他们把我放在一张供犯人睡觉的台子上，又拿出一个绳子和木枷将我紧紧捆住。这个绳子又长又重，从脖子一直绑到脚上，双手被两个镣铐紧紧铐在一起，两只脚也是如此。

过去24小时没有吃到任何食物，再加上身体已经疲惫不堪，我昏睡了过去，但是不久我又感觉到有人在搬动木板，他们再次把我带到审讯台。当时已经是半夜，但是即便这个时间，监狱里依然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这些人中有信差、狱警、刽子手还有中国的其他各种刑部官员。我们戴着镣铐跪在那些官吏面前，他们警告我，如果我不自觉从实招供，他们将实行严刑拷打。为了表明他们有多么迫切，询问几乎还没开始，他们就命令四位施刑官揪住我的耳朵和头发。他们首先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告诉他们，从我的脸和头发也能看出我不是。接下来的问题主要涉及我的年龄，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如何、在哪里受雇于联军等等。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审讯官：报上你们首领的名字。

回答：你说的是哪一位，大使，将军，还是上将？

审讯官（开始生气）：你们没有这些官员。不要假装用这些头衔欺骗我们。

为了迎合那些审讯官的愤怒，施刑官立即抓紧我的头发和耳朵。

审讯官：现在，请告诉我首领的名字。

回答：哪一位？

回答（用英文）：Lieutenant-General Sir Hope Grant（霍普·格兰特中将）。

审讯官：说些我们能听懂的东西。

回答：我是不得已用这些英文词语，因为你不允许我用中文说这些。

他们试图根据发音用中文记录下“Licutenant-General Sir Hope Grant”，但是没有成功，接着他们又问另一位首领的名字。

回答（用英文）：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the Earl of Elgin（特派全权大使额尔金伯爵）。

他们发现要用中文记下这些名称几乎不大可能，为了继续审问，就让我把这些名字和头衔翻译成中文，于是我把额尔金大使和格兰特司令的名字和头衔告诉他们。

他们接着以同样的方式审问我，问题涉及我们步兵和炮兵的数量，以及轮船、汽船、马匹、中国苦力等的数量，尤其是关于我们野战炮和攻城炮的射程，我告诉他们在三英里以上。此外还问到其他一些武器的详细信息。听说我们的战马来自印度，他们问了我一些与那个国家相关的问题，我告诉他们印度距离中国乘船要20天，有30万军队，人口为3千万，听完后他们相当不悦。此外我告诉他们我估计大不列颠的人口也有约3千万，他们同样也不相信。但是最让他们不悦的，莫过于我将女王陛下与中国皇帝相提并论，为此我的手再次受到他们的伤害。他们问起我们的“亲王”，我回答说我们有很多亲王，有的在英国，有的在印度，但是都效力于同一个君主，就像大清帝国一样。

他们说：“既然你自己已经表明在中国呆了很久了，而且会说我们的话，看得懂我们的书，你为什么还要说那样的话？而且你必须要记住，普天之下，皇帝只有一个。关于这个问题你已经了解了，你有义务转达给你的同胞，让他们不要狂妄自大。”

然后，他们坚持认为，既然我经常在北京停留，肯定有同伙，并强迫我说出他们的名字。对这一切我坚决予以否认，并告诉他们在北京我只认识三个人。

审讯官：说出他们的名字。

回答：两位钦差大臣——怡亲王和穆荫以及帮办大臣恒祺。

整个审讯过程中，我都被迫跪在石板上，就在审讯快要结束的时候，在我的要求下，他们允许我对自己的情况做一番陈述。我告诉他们我和我们队伍中的其他人来到通州，我们担负的都是和平使命，而不是战争任务，但是即便我们手握休战白旗，并参见了钦差大臣，我们依然被抓起来，他们甚至没有把我们当战争俘虏，而是当成违反中国法律的一般罪犯。我强烈要求，必须停止这种严重的、不负责任的错误，就在这时，他们打断了我的话，说“那是你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解释。假如，就像你说的，你是一介平民，和军队或者他们的战争行为没有任何关系，那为什么我们每次都看到你出现在他们的队伍当中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们总是让翻译站在部队前面，以便能够接受并理解中国当局的信函或意见，以维护我方的利益。审讯就此结束，我被押送回监狱。

然而，只有在回到监狱后，从其他犯人那儿我才得到一点同情和关注。这些不幸的犯人，在得到允许后，很高兴来到我身边听我叙述自己的经历，或者听我讲其他国家的轶事和风俗。他们没有像那些官员一样对我百般讽刺和虐待，他们很少失礼，称呼我时不会忘记加上头衔，总是尽量避免给我带来不便。他们大部分出身贫贱，但是犯下了滔天罪行，比如谋杀，抢劫等。有些人自己一无所有，监狱肮脏的环境和不卫生的饮食使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百病缠身，但是另外一些人，有钱贿赂那些狱卒，所以想要什么都能买到，过得相对比较舒服自在。

刑部的官员命令，要给我提供我能吃的食物，并告知我的伙食费每天大约一先令，开支由负责此事的人承担，但是，这个负责人并没有因我使他的日常开支意外增加面讨厌我，相反，他对我最为和蔼可亲、体贴入微。我的伙食主要是每天两顿煮大米，还有通心面之类的东西，偶尔会在里面加上一点点蔬菜和肉，有时候也会有些中国的蛋糕和面包，以及茶水和烟草。

从挂在墙上的木签我发现，他们将我为视为“叛逆”，而且所有73个犯人中，有5个犯人带的镣铐最重，我是其中之一。

9月22日，他们将我从普通监狱带到对面一间约 8平房英尺的独立牢房，同时指派了四位狱卒护送我一起过去，并和我一起安顿在小房子里，非常难得的是，有位巡查官过来看我，不仅没有像以前那样要我跪下，只是让我坐着，并给我介绍了另外一位级别稍低的官员。

会见恒祺

他们走了之后，狱卒的领头问我是否认识一位名叫恒祺的官员。“他想见你，”他说，“但是因为这里臭气熏天，他不会进来，我不知道该如何让你出去见他。”我告诉他随便怎么安排都行，几分钟之后恒祺进来了。在他离开之后不久，我对谈话内容作了如下记录。

（这里描述的对话比较有趣，但是不包含任何特别重要的内容。）

9月26日，大约下午两点钟，恒祺前来探访，一起来的还有两位监狱的巡查宫甘老爷和周老爷。首先，我说希望能和洛奇呆在同一个牢房，很简单的一个要求，如果他们真想对我们尽一点人道主义关怀，应该轻易就能做到。

恒祺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军机处已经召集军机大臣商讨夷务，认为联军的这次战争与前几次完全不同，因为这次他们向北京挺进，要攻击的是皇上而不是总督。因此皇上要进行防卫，必定要为自己的皇位和王朝而战斗。因此他决定退到热河的狩猎行官，召集48位蒙古亲王，每位亲王大概可以募集2万士兵，但是假如北京被攻下，京城的禁卫军撤退，接着大清帝国四分五裂，那所有的贸易也将停止。事态如果这样发展能否接受？大部分亲王和大臣支持皇上的做法。庆亲王、怡亲王和僧格林沁以及其他人都认为无法与联军达成和平意向，因为联军将每次谈判都视为提出新要求的机会。而且，商贸方面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入不敷出，虽然每年关税收入达到白银400万两，但是给出的赔偿1842年为2100万银元，1858年为白银600万两，现在也在白银1000万两以上，几乎相当于上面提到的相应时间内的国库外汇收入。前面刚提到的几个人物，加上他们的大部分参谋都敦促发动战争。皇上的兄弟恭亲王现在负责夷务，他会很乐意看到其他的出路，但是，除非我指出来，否则别无选择。如果我不这样做，事情依然会往错误方向发展。我必须对大家的愤怒有所交代，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不应该再克制。

（后来又继续交谈了一段时间，巴夏礼建议双方应该派代表公开谈判。）

恒祺说：“我带着这种会谈结果回去见恭亲王是没有用的。而且，事情紧迫，我自己都不知道能否再见到你。你还有什么要说吗？你还是拒绝提出方案吗？”此时，监狱巡查官周老爷插话说我应该写封信。“是的，”恒祺说，“给你们的大使或威妥玛先生写封信，告知要善待中国派去送信的官员，并且结束敌对状态。”

我再次重申，关于停止敌对状态完全超越我的权限，即便提出如此建议也无济于事，因为对英国大使的既定方案不会有任何影响。“我可以建议一个方案，”我补充说，“也就是，你派几位代表，然后让他们与我和洛奇一起回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然后他们可转达你的意见和建议。我能做的只有这些。至于你的威胁，我知道只要我在你的手里，我就是处于危险中，因为中国人对待俘虏残酷无情已是司空见惯，甚至会剥夺他们的生命。但是，虽然我应该做好最坏的打算，但我也知道我的命运不是由你决定，而是由上帝决定的。另外，你也要记住，虽然你们将落在你手里的几位人质杀害可以对联军造成一点点伤害，但是这种行为会让你们自己陷入联军可怕的复仇之中。”同时我也提醒恒祺，1858年他在广东被捕的时候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待遇，同时也请求他，不管我们发生什么，至少满足一下我和洛奇呆在同一间牢房的愿望。

恒祺回答说，他的入狱和我的情况不一样，他也说不准是否会允许我们俩关在一起，并且说他觉得回去见恭亲王时将无法交代。后来他又说：“未来两三天，你不会有什么危险。”

拘禁在一座寺庙

按照恒祺的安排，我们被装进不同的马车，在一群侍卫的严密看护下前往一座寺庙。在这里，我们被关进了一个20英尺长，10英尺宽的房间，从这里可以通向另一个同样大小的房间，8位狱卒驻扎在里面。从这些房间都可以看到40英尺见方的露天庭院，我们可以在里面活动，但是有许多士兵监视庭院外面的入口。很快我们就意识到，建筑周围所有地方都部署了部队。对于这些士兵的出现，恒祺解释说是给安排我们的侍卫。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让我们感觉舒服一点，通常看不到中国军官出入，同时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丰盛的食物、床铺等，甚至还有笔墨、肥皂、毛巾等奢侈品。他还让我们自己决定什么时间进食，我必须要提一下，在我们被拘禁的这段时间，吃的用的东西都是丰盛充足的。一旦我们在新的牢房安置好，根据允诺，我给他写了下面这样一个便条：

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我两人闻得是恭亲王令其如此。据云，恭亲王甚为明白，能作主意。既能如此，伏谅暂可免战议和。

9月30日，恒祺的一位侍卫总管以恭亲王的名义带来许多水果和点心。恒祺随后在下午2点进来，然后与我漫无目的地交谈了很长时间。他说侵略一个国家，进攻该国都城都是违背正义和情理的，而这就是我们眼下在做的事情。

10月1日，恒祺上午11点来访，陪同人员有前上海道台劳先生和一位高级文职官员，在我和威妥玛前往通州见亲王的同时，劳先生曾受怡亲王的指派前往河西务给大使送函。我半开玩笑地说，同样是转送信函，遭受的待遇却截然不同。9月16日，我谨慎地护劳先生经过我方战线，9月18日我却在中国战线内被抓，并受到残忍的虐待。恒祺狡辩说扣押我和其他那些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是当时形势所逼。他补充说，当时战斗已经重新打响，我当时就在他们的手中，在即将和敌人交战的时候，将一把利剑交回敌人手中显然是不合常理的。没错，曾经有段时间我对他们的虐待极为不满，但是他们已经纠正错误，对我照顾周全。他们都指责僧格林沁和怡亲王在张家湾终止和平协商，挑起了战争，尽管他们承认扣押我是背信弃义的行为，但是他们不明白，直到现在依然将我们扣留不放，这是他们背信弃义错误的一种延续。恒祺说：“恭亲王不同意洛奇和中方代表一起出去，但是我们希望你给额尔金写封信，建议你们部队后撤10到20英里，然后双方代表在中立区域进行会面。”我说这种提议可以由他们自己直接向额尔金阁下提出，而不是通过我，我若提议在谈判前我方军队先后撤，在我们自己人眼里我就是委曲求全。不过我答应写个便条提议在中立地区会面，并随函寄给阁下。洛奇和我还准备了私人便条，恭亲王答应可以将这些与前面的信函一起转交给额尔金。

我和洛奇的释放

10月7日，天刚亮，我们听到了炮击声，持续几分钟后又停了下来。炮声似乎不远，不管是从公开场合还是营房朋友私底下，已有消息传到我们耳朵，警告我们战斗随时可能打响，我们认为最关键的时刻此时已经到来。7点45分，恒祺进来问我们炮声意味着什么。我们的队伍已经到了北京城外，他再也无法隐瞒，并且承认联军已经在昨天下午占领了圆明园——皇帝的夏官。一直呆在官内的恭亲王得以逃脱，但是恒祺差点被捕，因为他昨天下午正准备去宫内。晚上回到城里，他发现所有的城门都已关闭，并由士兵把守。进入城内的唯一方法就是坐在篮子里，从城墙上吊放到地面上，我在便条上说到8日将会被释放，他担心我的便条和恭亲王的关于人质释放的信函无法送到英军军营。

我告诉他，在我们被扣留的整个过程中，不管是在监狱还是在寺庙，我都一直警告他们推迟释放会导致危险，现在，我们所有的话似乎就要得到印证。他们逃脱的唯一机会就是立即释放人质。

恒祺说，“怎么释放，就让你面对炮火离开？再说，我现在怎么才能获得恭亲王释放你们的授权？他本打算今天来会见你们，如将你们立即释放，会见将会受到影响。”

我们回答说，“会见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但是推迟释放，只会让京城危在旦夕。”因此，我们建议他立即安排将我们送走，不管我们是否会面临炮弹的危险，再说我们也非常乐意去冒此风险。

他离开我们，并答应马上返回，我们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时间，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整整一天慢慢耗去。我们没有再听到袭击的声音，但是时不时能听到一些动静，因为有部队在我们附近移动。我们前往恒祺的营房了解他的去向，但只是从他的侍卫得知，离开我们后，恒祺从城墙吊放到城内，前去寻找恭亲王，现在根本无法告知他何时能回。

我们在焦急中等待着第二天上午的到来，一直到天明都没有再听到炮火声，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来到恒祺的营房后我们得知，他凌晨3点已经回来，很快就会来和我们会面。他终于在9点钟出现，还没等他调整好情绪，我们瞥了一眼他的表情，能看出他非常焦急和沮丧。他跟我们解释为什么昨天没回来。“离开你们时我非常担忧，因为我知道整个京城和你们的性命都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京城遭到攻击，士兵们首先发出的呼叫声就是‘干掉那些蛮夷俘虏’。我前去寻找恭亲王，结果发现他已经远走高飞，我根本别指望赶到他那儿。因此我发了一封信函，说圆明园已经遭到抢掠，如果蛮夷军队从圆明园返回，就提议立即将你们释放。同时，我接到威妥玛的邀请，约定下午四点德胜门外会面。我去了并和他进行了长谈。他不仅要求立即释放人质，而且要求交出一个城门，并给了我一封信函，里面说的也是这些。这种要求不可能会答应，但是又能如何？”

我看了以联军总司令名义写的这封信函，信上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扣人质，通过其中一个城门交到他们手里，以防止中国再次出现不守信用的行动。我只能告诉恒祺，鉴于先前他们毫无信义，联军对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信任，因此这些要求只能照办。一旦联军下定决心，就别指望他们改弦更张，而且除了一切照办，我也看不出中国方面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此时此刻，我们的前途之暗淡前所未有，但是恒祺犹豫片刻之后，说了一些话让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他说同意威妥玛的看法，认为应该按先前约定于今日将我们释放，并且会在下午4点将我们送走。但对于中国官员的许诺我们已经不再信赖，因此焦急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而且我们也能看出恒祺一脸的焦躁不安，整个上午踱来踱去好几次。其中一次他过来在我耳边窃窃私语道：“我迫不及待要将你们送走，不会再等到约定的时间了，至于原因，如果以后我们还会相遇，我会告诉你。”现在他开始愿意告诉我其他被扣押人员的消息。一共有20多人被扣留，但是为了便于看护，并确保安全，他们被分成几组送到城内不同地区。要将他们全部找回，得花几天时问，而且他听说有四五位已经病死。在北京的包括洛奇和我共有8位，他们会将我们一起遣返。

最后，在下午两点钟，他告诉我所有俘虏都已到齐，他可以将我们送走了。我们全部坐进了带篷的马车，彼此不能相见，有大批军队和官员护送，从西直门，也就是京城的西北门走，沿街一派荒凉的景象。谢天谢地，很快我们就看到厚重的城门打开了，然后我们出来后立即又关上了，此时实际上我们已经是自由人了，护送我们的卫队不敢随我们一起出城，只能让我们自己踏上寻找联军营地的快乐之旅。

在这篇报告的结尾，我不得不向阁下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因为你的坚决果断和不屈不挠，也正因为您的坚持，我们才得以释放，除了上天的眷顾，这也是我们重获自由的主要原因。我也不会忘记，向我的狱友，洛奇先生表达谢意，无论是面对痛苦的审讯还是各种危险，我都能得到他热心的支持与鼓励。

哈里·史密斯·巴夏礼

 

看到印度骑兵的情景最让人心酸，去读读他们的陈述，你也可以想象得出他们所遭受的残酷无情的待遇。几乎无法正常行走，只能拖着脚前行，双手吊在胸前，已经完全扭曲变形，一看就知道痛苦不堪。有的手腕疼痛不止，有的手腕因为绳子勒得太紧而导致的肿胀至今尚未消散，还有的已经瘦如干柴，似乎已经萎缩坏死。

看到这些可怜的家伙进来，再想想几天前我亲眼目睹的情景，我也就不那么觉得奇怪了。

焚烧圆明园的第一天晚上，我站在总部所在寺庙的入口处，突然有一位中国佬来到我面前非常可怜地向我磕头，祈求我跟着他走。他做了个手势说他的辫子要被剪掉了，这种辫子中国佬非常在意，因为失去辫子就失去了身份，尽管我相信在中国许多辫子都是假的，就像在国内很多人伪造身份一样。他作出了类似被捆绑和杀头的姿势，他的手势和强烈的表情让我非常好奇，于是我跟着他去了。在路上，他又做了一个在头上缠一圈的动作，这是模仿缠头巾。因为范纳骑兵的营地就在附近，因此我在想可能是有骑兵警告他，不让他越过防线。但是，他突然冲进了一处庭院，并且示意我跟他去，到了庭院，我发现有位骑兵走来走去，好像是哨兵，然后我听到了两间屋子里发出的呻吟声。

我进入其中一个房间，发现有个中国佬脸朝地上躺着，手脚捆在一起绑到背后，与我们这些不幸的人质当时被绑的姿势完全一样，他的辫子已经剪掉，绳子上还泼了水以便勒得更紧，就像人质遭遇到的情况一样。

我看着这些不幸的可怜人，骑兵就从我的身边平静地走开。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些家伙因为盗窃被抓入狱了，所以这些看守的骑兵将他们捆起来进行报复，但是当我发现骑兵走开了，我马上明白那是在公报私仇，在第二个房间我又发现另一位同样遭遇的可怜家伙，在这里锡克兵点起火把，把水壶也烧开了，准备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好好目睹中国佬遭受折磨。或许，范纳骑兵中，有他的朋友或战友惨遭这些野蛮中国佬的虐待，甚至已经不幸身亡，所以他要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报复。这种事情，奥康内尔经常称之为“野蛮而又公正的复仇”。我将他们释放，让这些不幸的家伙重新获得自由。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对我感激不尽，用最卑躬的姿势给我不停磕头，脸和鼻子都快埋到我脚前的泥土里了。

诺曼、鲍拜、安德森以及国王龙骑兵卫队的列兵菲普斯的尸体运了回来，他们真是惨不忍睹，尸体已经无法辨认，只能通过衣服判断。可怜的诺曼，他的皮大衣依然还在身上，我们都认识。鲍拜的袜子上面有他的名字。他的去世真是大家共同的损失，部队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深感惋惜，他收集情报最为卖力，目光非常敏锐，最重要的是他为人和善，欣然接受长期记录此次战役经过的任务。我们的帐篷离得很近，我经常目睹他一大早就起来辛勤工作，随着邮寄的日子临近，他还在思索，想知道字里行间的哪些东西会吸引国内人民的兴趣，会有多少目光会被所记录的故事吸引。如此多宝贵的生命就此终结，如此多的受害者饱受折磨，有什么东西能够弥补这些牺牲，只有那英明睿智、宽恕慈悲、掌管万事万物的神才知道，如果不是神的安排，“燕子也就不会掉到地上”，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肯定，有些事情既然发生就说明有其不可避免的必要性，否则慈悲的神也不至于让他的臣民落入那些卑鄙小人之手。

或许我们可以说，正因为我们心地善良，所有才容易上当受骗，渐渐地我们才明白，和我们打交道的那个清政府果然是谎话连篇，不守信用，因此必须要用联军的武力狠狠教训它，让他们付出代价。沉重的伤痛也让我们这些在中国的以及国内的人民牢记一点，即亚洲的，尤其是中国的政府只有面对威胁和恐惧，他们才会信守承诺，因此要与之打交道，先吓他个胆战心惊，让他明白一个道理——背信弃义就意味着遭受痛苦与折磨。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才学会了这些，要不然中国政府的阴险狡诈和残酷无情可能会让我们更多人掉进他们的陷阱，失去的可能不仅是这些下属，甚至包括一些重要首领。

在10月17日的周三，我们为鲍拜、安德森和诺曼先生以及列兵菲普斯举行了葬礼。俄国大使馆非常友好，给我们提供墓地用于埋葬这些因中国的背信和野蛮而死的受害者，在这里我非常乐意充当一位证人，证明俄国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对我们的友好与恩惠。不论他们手里有什么样的情报，总是随时准备给我们提供。在每个场合，他们对我们都表现得热情友好。这也让1859年的一些愚蠢传言不攻自破，那时候在大沽的海军陆战队在南面炮台被击退，有人说从南面炮台上看到俄国人的面孔，听到俄国人的声音。

其实1860年清军的战斗力和前年差不多，而且我们作为世界上最精锐的部队，前年以及之前也都是以同样的人数对炮台进行了攻击，结果也都比较相似，因此没有必要去猜想那些地方有没有俄国人出没。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不止一位俄国的高级将领告诉我们，说我们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毋庸置疑，他们的种种表现也证明了这种观点。

俄国人的墓地在北面的城墙外，约四分之一英里远，就在前面描述过的练兵场附近，墓地周围有城墙和一排排绿树，一位中国老头居住在此看护墓地。那些逝者命中注定在此安息，而他们的生前好友也感到安心，因为他们曾经深爱，现在依然深爱的人能够在这里安静地休息，一直到时光即将停息，上帝要来“救赎我们，用他的鲜血给我们施洗”，在他的召唤下，地球和海洋会再将遗体交出。或许那时，我们可以通过上帝在天下太平时再次相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葬礼令人难忘。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将军是主祭者，每个人都正装出席，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最后一次向死者表达敬重，寄托哀思，不管是对骑兵还是他们上级的悲惨命运，大家都深表同情，他们命中注定英年早逝。可怜的菲普斯来自国王龙骑兵卫队，他的崇高精神代表的不仅是他所在的部队，也代表了整个英国。他生前就广受尊敬，但却遭受了最多惨无人道的苦难和折磨，更让常人难以想象的是，他微笑地面对着这一切，直到他被折磨致死的最后一刻他仍在鼓励他的同伴。

作为专职的教士，悼词当然由我来诵读，俄国教堂的神父请求我在诵读悼词的时候，允许他在墓地参加悼念，他佩戴着信仰耶稣基督的标志——十字架。

冬天似乎在那天悄悄来临，天空暗淡，刺骨的寒风袭来，从白雪皑皑的山顶刮到平地，透进了我们的骨髓，但是第二天又是阳光明媚。当天，按照总司令的命令，第一师在米切尔的指挥下，前去焚烧圆明园以及方圆几英里内所有皇室的财物，第一师从未有哪次行军像这次一样雄赳赳、气昂昂，他们要对专横跋扈、言而无信、残酷无情的强权进行报复。圆明园是我们找到人质的马和随身物品的地方，他们对人质的穷凶极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谁将为此负责？如果你说僧格林沁是罪魁祸首，他只是一位下属官员，遵照怡亲王的命令行事，在河西务和通州谈判的时候，正是怡亲王对我们玩弄诡计，而僧格林沁只是部署军队，执行背信弃义的攻击行动。非也，这种最为厚颜无耻的行为，真正要负责的是皇帝，是他玷污了现代历史。额尔金和格兰特毁灭皇室的财物公正合理，他们为此付出了努力，我希望英格兰能体会，他们这种特别的使命以及在这次战争中完成的一切任务理应得到，而且肯定会得到国家的感谢。

我们在圆明园发现了很多重要档案，其中有些“奏折”，即官吏向皇帝奏事的文书，往往是关于一些非常紧迫又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些奏折非常有趣，他们不仅仅表明了当权者对我们的看法，还能看到用于说服皇上接受谏言的理由，而且因为是国家文书，用词颇为考究。我有幸从威妥玛那里获得一些翻译后的副本，我将其插入到本节，因为我相信，这些还没有公布于众。这些文书还表明，皇帝逃亡热河违背了大臣们的谏言。

 

第一份：僧格林沁的奏折

奴才僧格林沁奏，根据目前蛮夷排兵布阵的情况来看，和谈已无可能，臣以亲王以及六大公爵的名义恳请皇上开始巡幸北狩，以便于臣等落实对夷军发动攻击甚至将其一举消灭的政策。

奴才最近在大沽失守，但指挥时没有任何的懈怠或渎职，只是因为事先没有预料到北部炮台的两座弹药库会同时爆炸。因此，臣认为现在很难让蛮夷投降，然而他们提出的要求几乎让人无法接受。

奴才已在天津和通州沿路作了必要的部署，如果战斗在通州打响，恐怕会引起京城百姓的恐慌，胜败皆难预料，取决于当时情况。一旦遭遇败仗，京城的商贾可能会大批逃离，甚至导致军心涣散，后果不堪设想。（这意味着皇帝可能会沦为俘虏。）

奴才承蒙皇上恩宠，无以报答，在此危急时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发现，最佳的措施已经不言而喻。臣已经给其他亲王和六大公爵写信，请求他们派遣最精锐的军队赴京护驾，并以恰当的名义会合，加入守城部队的行列。臣恳求皇上按照惯例，暂离京城，秋狩热河；命令亲王和内阁大臣全权处理政务，确保京城做好防御，直到六大公爵的援兵赶到，他们通力合作，发动攻击并最终消灭敌军。如果那时皇上尚留在京城，恐怕许多政策可能无法实行，皇上自己恐怕也会内心不安。关于此事奴才已经不想再犹豫，代表亲王和其他公爵匆匆发表意见，恳请皇上恩准付诸实施。然后，臣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选择时机和进攻方式，根据事态的发展，采取或攻或守的策略。毫无疑问，臣定会将功赎罪，让这些卑鄙可耻之徒消失。臣密奏皇上，请皇上定夺。臣不敢冒险从正常途径呈奏，而是将其密封，委托Kung Sing亲自上交。

 

第二份：贾桢和其他二十五人的联名奏折^①

大学士贾桢等奏：

本月二十四日，恭奉殊谕一道，并僧格林沁密奏一件，均著臣等看视。恭读殊谕，我皇上欲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殄丑类。具见圣天子又安寰宇之至意。唯地异澶渊，时无寇准，虽天威所临，海氛自应慑服，然非万全之道也，臣等以为断不可轻于一试。至于僧格林沁所奏木兰之说尤多絓碍，京师楼橹森严，拱卫周密，若以为不足守，岂木兰平川大野，毫无捍蔽，而反觉可恃？况一经迁徙，人心涣散，蜀道之行未迟，土木之变堪虞，夷人既能至津，亦何难至滦乎，种种情形，不堪设想。

臣等愚昧之见，以为尽其可知者于人为，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我国家深仁厚洋，二百余年，必为皇苍所默佑，而人事则勉力为之。降湿谕以鼓士气，悬厚赏以励首功，简阅军实，厚集兵力，所有防剿事宜，请旨敕下该管王大臣等迅速筹办。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

 

第三份：Tsinen Yung 和其他四十人的联名奏折

臣等认为离京北狩可能会危及朝廷安全，因此恳请皇上留在京城。臣惊闻因为无法迫使蛮夷就范，皇上已经决定北狩热河，并且已将命令下达各旗部队，令其做好准备。因为此举可能危及朝廷的安全，臣深感责任重大，因此想详细陈述几条理由，以期引起重视。

自顺治建立帝国，设立宗庙以来，已有二百多年。此次面对的是民族危难，因此安定民心最为重要；如今蛮夷已经兵临城下，而皇上选择在此时开始巡幸木兰，必然会引起最大的恐慌和混乱。沿途大量集结的征用马车已经引起民众的骚动，但是，一旦皇上开始出巡，混乱必将随之而来。

冒如此之大的风险，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也会受到惊扰，皇上以后必将痛苦不堪，后悔莫及，这些是臣反对皇上离京狩猎的第一层理由。秋狩热河一直以来都是在社稷安定的有利时机进行，借以彰显朝廷的威严。但是现在，蛮夷的入侵正引起民众骚扰，叛军势力在全国蔓延，京城和全国的百姓都注视着皇上，有皇帝在位作为核心，朝廷的计划才能执行，威信和命令才能得到维持。没有明显的适当理由（虽然号称巡幸木兰），皇上突然离京，会给人出逃之疑，这不仅会动摇京城附近官兵的军心，也会引起偏远部队将领的疑心和警惕，一旦叛军得到情报，必将军心大报。这样朝廷的一切重大利益都会受到威胁，甚至无法弥补，这些是臣反对出巡热河的第二层理由。

皇官的安危自然会得到保障，因为这里是皇上的处所。此刻，这里是皇上唯一合适的住地，不宜突然开始巡幸之旅。此外，一旦在各地引起混乱，沿路的安全也难以保障。从40年前道光皇帝之后就再也没有过巡幸之举，大量的马车必然会引起沿途百姓的极大震惊。据说如今热河的百姓再也没有以前那么秩序井然。路上的强盗劫匪不计其数，沿途民众因为资源欠缺，饱尝辛苦，成百上千汇集在一起准备制造混乱。一旦因任何疏忽大意使皇上遭遇不测，或者皇帝出巡的情报泄露，蛮夷必然会更为胆大妄为。如果交换条约谈判取得成功，等候皇上指示的时间太长也会引起巨大不便，以上就是第三层理由。

自从战争和叛乱发生后，财力已经捉襟见肘，京城的日常开销都已很难维持。热河是蒙古王公的避暑行官，我们听说，在乾隆和嘉庆的时代，每次皇上巡幸，都要赠送价值成千上万的礼品。以目前的财力，不允许，也很难维持这一惯例。

此外，护送的官员、军队和随从要不下一万人，一旦供给不足，大批人员难免被遗弃。最后，沿路大部分都是边疆地区，强盗土匪肆意横行，可能会引起一些无法预料的麻烦，这些构成了反对离京巡狩的第四层理由。

不是臣要在皇上危急的关键时刻搬弄是非，也不是臣硬要反对和平的巡狩之行，况且在过去证明也是可行的。从实际的角度出发，臣看不出这对解决目前的问题有何必要。鉴于蛮夷军队几乎不到一万人，而僧格林沁指挥的部队超过三万人，臣不怀疑众可以敌寡。臣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到目前为止，蛮夷漂洋过海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贸易。他们进入山东、福建，上海以及其他地方，都是为了占领港口，而不是要占领这个国家，而且他们也没有征服中国的企图。即便他们进入北京一事，也都是可以通过满意的方式加以妥善解决。目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并没有让人觉得有多大的不幸，但是如果面对蛮夷而仓皇出逃，就很难说形势不会急转直下。与其事后无法挽救地后悔，不如事先三思而后行。

另外还有一个考虑，就是目前皇上正处于康复期，而目前天气炎热，旅途过度疲劳，对皇上的身体也不利。以上是臣等卑微的愚见。

 

第四份：吏部尚书Tsinen Yung的

奏折，其他23人签名

臣Tsinen Yung等奏，臣等再次详细陈述意见，认为皇上离京北狩必然会在京城引起极大恐慌，安抚民心，确保军队士气的最好方式就是皇上驻跸北京。百姓遭遇危难，英雄应该视死如归，在这样一个时刻，不管是文武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展示自己的真诚和正义才是唯一最合适的行为。臣今日已经奉读殊谕，得知安排巡幸狩猎是为皇上的亲征做准备，并且说万一在马头或通州一带遭遇敌军，皇上会亲自率领准备北狩的精兵强将与敌军一搏。

臣等钦佩皇上展现出的英勇气概和雄才伟略。但是百姓的理解能力非常迟钝，他们也很容易产生疑虑，他们会说，蛮夷已经逼近京城的东南角，皇上已经改狩猎计划为亲自出征，因此他们认为皇上应该留在通州支援僧格林沁。到时候，皇上再前往北方巡幸，就会被视为临阵脱逃，名义上是亲征，实际上巡幸狩猎。百姓会因此而惊慌，军队的士气会低落。如果口头上说要坚决抵御，实际上却是逃离和遗弃，臣也不会支持皇上，因为这样先帝的宗庙和神灵也会遭到遗弃。

但是，臣要问，还有什么地方能比京城更能确保皇上的安全呢？古北口长城以外，是俄罗斯蛮夷时常出没的地方，他们表面上不断向京城传递信息，实际上暗藏着进一步背信弃义的阴谋计划。此外，这些地区也经常有大量土匪强盗出没，他们能够在片刻间召集成百上千人，袭击过往的官员和商人，然而，关于他们的一些报道都被当地官员压制。尽管蛮夷可能已经快到京城，但我们有稳固的防御工事，庞大的卫戍部队，并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危险，皇上为什么还要前往猛虎野兽和强盗土匪出没的地方去呢？如果说皇上的出走可以阻止蛮夷的计划，能够给不管是和谈还是战争创造便利，那别忘了还有另一种可能，如果在京城引起混乱，那导致灾难的就不是蛮夷，反而是我们自己了。

或许皇上身边有人说，这么多官员阻止皇上离京北狩，都有自己的考虑，希望减少自己面临的危险。对于这种看法，臣不敢认同，这种巡幸狩猎从来就不曾给官员们带来什么不便，相反，如果他们从自己利益出发，他们更应该支持才对，因为这也给他们提供了逃跑的途径。臣还有三个问题：要是皇上发现自己的处境没有退路了怎么办？要是皇上的出巡在京城引起混乱怎么办？要是皇上所处地方比北京更危险怎么办？皇上对一句古话也很熟悉，那就是“君王要与社稷共存亡”。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臣绝不愿因为反对皇上的想法也伤害皇上的感情，但是，目前的危机尚未到特别严重的地步，皇上不必过于惊慌。

现在要避免的最大危险就是内部的混乱。臣愿冒一切风险，陈述以上观点，等候皇上的命令。

 

第五份：Ai Jin 和其他七十四人的奏折

臣 Ai Jin等认为，不可轻易放弃京城和朝廷。本月24日，亲王和内阁诸大臣接奉殊谕，知悉皇上有离京北狩之议，臣等感到无比惊讶和忧虑。臣认为尽管蛮夷的舰队已经开到天津，但是目前的形势在京城并没有引起恐慌。皇位御座乃国之根本，世人瞩目之焦点，皇帝的每一步都会引起地球的震动。这次饱受争议的狩猎计划事先并没有考虑相关的危险，护送皇上的家室、亲王和显贵本来都住在北京，要他们离开安全的地方，甚至去服侍王室，他们不可能会心甘情愿。

安排匆忙而又混乱，途中稍有风吹草动都会引起随行人员的恐慌，如果他们中途逃散，到时候可能会进退两难。自1820年，先帝已经中止了巡幸狩猎，据说狩猎的场地已经荒芜，巡游的地方也是年久失修，不适宜居住。臣等不知道当地百姓的品行如何，但是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已经不像京城的居民那么忠诚，毕竟京城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况且，热河距离山海关以及其他一些蛮夷出没的地方已经不远（靠近长城终点）。

而且离俄罗斯蛮夷也不远，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证安全？我们的部队人数是那些蛮夷的好几倍，但是如果皇上离开朝廷，每个人都会心神不定，甚至惊慌失措，蛮夷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占领京城，那我们就成了他们阴谋诡计的牺牲品了，情况之严重恐怕要甚于古时候金人在政府中安置Lein Yu和Chang Pang Chang（大约公元1127年）。要是那样，京城将不再属于我们，朝廷也将遭遇不测。

皇帝暂时离开后将由亲王和大臣组成摄政内阁，臣认为目前的情况和嘉庆统治时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管内政还是夷务的处理很难保证万无一失。自古以来，事实都已证明，摄政的结果很少能与当时的初衷相吻合。

尽管明朝的代宗并不是一个忠诚的亲王，在英宗从沙漠北狩回来后，他差点无法在南方度过最后的时日。先前所有摄政的经验最终只能引起人们对这种政权管理方式的警惕。

从大清帝国创建以来，本地人就和蛮夷有很多交流，双方互惠互利，蓬勃发展，关于此事我们先前就有一个例子。当前的蛮夷远没有西晋（公元309年）永嘉时期的蛮夷凶残。如果在那时候听信流言蜚语，冲动行事，天朝帝国可能会被拔草除根，圣人的夙愿将无法完成，统治天下的抱负也将无人响应。让皇上清醒的头脑来决定能忍容忍这种想法。我们知道，在嘉庆十八年，当时的皇上（嘉庆）正在北方狩猎，林清起义爆发，由此引发的惊慌导致所有的生意暂停，商铺关门，而一旦皇上回到京城，城内就恢复了欢乐和平静，当时的危险是最为可怕的。如今，先帝留下的宗庙社稷是保留还是毁灭，守护神的安息是否会受到侵扰（即朝廷的命运），现在都到了千钧一发之际。

我们恳求皇上宣布取消最近考虑的这些计划，全国人民都会为之欢呼，臣希望皇上开恩。因为皇上已经向公众宣布要巡幸木兰，民众极为惊慌，现在难以安抚。臣恳求皇上公布返回宫廷的决心，这样各种流言蜚语就会不攻而破，稳定才能恢复，国家的士气才会停止跌落，政府或许可以重振雄风。臣等有责任关注民族的危难，因此非常诚恳地表达了自己不成熟的观点，等候皇上的命令。

 

第六份：Ai Yin 和其他二十六人的奏折

臣昨日和其他人联名上奏，然后奉到殊谕。奉读之后，对于皇上内心的忧心和焦虑，臣等深受感动。但是谕旨中的动议臣等不敢苟同，因此迫不及待再次阐明观点。皇上亲自指挥军队的做法绝不可轻易为之。1853年，广东的叛军席卷全国，挥师北上，当时对京城造成的威胁比目前严重许多倍，幸好皇室调兵遣将对付敌军，叛乱才得以平息。这次蛮夷只有区区一万人，而我们将领指挥的部队多出许多倍，为什么不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退并驱逐出境呢？

难道夺取指挥权不会损害帝国的尊严吗？所有闻之者不会感到震惊吗？此外，皇室的巡幸狩猎的本意已经首先发布，现在改变目的能让天下人信服吗？再说，民心的稳定取决于皇上是否出现在朝廷，离京出走必将引起民心骚动。再说，皇上是北上，而敌军在南方，难免会引起更多的质疑和混乱。

先帝以前出巡时，可以指派各大亲王和朝廷官员，可以锻炼他们在皇上不在时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当然，紧急事务依然要上报皇上，当时安排堪称完美，但是现在乃是多事之秋，和当时的国泰民安不可同日而语。很难找到可以托付统領朝政大权的大臣，如果让他们的权限稍稍增加一点，可能就会引起巨大的麻烦。疏忽大意导致的危害或许可以轻易弥补，然而滥用职权可能会导致政权失控，后果不堪设想。所有这些都经过臣等的深思熟虑，现向皇上奏明。

 

第七份：湖广总督

Tsao Tang Yung 的奏折

臣Tsao Yung奏，蛮夷正在挺进，和平的计划恐怕难以完成，臣急盼皇上能回到京城，此乃民心所向，如此方能维持朝廷的尊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自从蛮夷偷偷潜入天津地区，尽管内阁极力掩饰，公众尚不知情，但是因为谣言四起，导致民众惊慌失措。最近，好像僧格林沁已经节节败退，从杨村撤到蔡村，并且已经被革职。后来，皇上委派桂良和恒福为钦差大臣解决此事。随后，600里急报不断飞来，有份文书说要不惜代价议和，还有一份说答应赔偿二千万银两，其中二百万两尚未谈妥。另外一份文书说，几万蒙古军队已经受命南下，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此外还有文书提到皇上继续抵抗的想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让人莫名其妙地感到混乱和惊慌。但是，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报告说皇上要巡幸热河。这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臣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许多官员已经上奏皇上，希望皇上能重返朝廷，当然没有得到皇上的肯定答复，大家依然惶惶不安。如果真如报告所称，其导致的后果犹如天翻地覆，造成的危害无可估量。

皇上如何面对自己的臣民？又如何面对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难道皇上要将先帝留下的伟业像一只破鞋一样抛弃？未来一千年，历史会如何评判皇上？在危难时刻竟然要巡幸出游、逃避困难，这是闻所未闻的。如果京城受到骚扰，为了安抚民心，恳请皇上立即返回宫廷。京城戒备森严，百姓的士气高涨，即便妇孺儿童也决心殊死奋战。再说，僧格林沁现在又是几万蒙古军的首领，他们自给自足，不要朝廷一分一文，他们的忠诚和英勇有目共睹。如果蛮夷第一次逼近大沽和北塘，我们以同样的兵力进行防御，在他们登陆时对其舰艇进行攻击，他们可能就登不上那又浅又窄的港湾。不管是谁，不管是谁主张议和，使我们的计划受阻，导致节节败退，直至天津被占领，必须要有人对此负责。

在南宋时期，金人挑起事端时，岳飞主张与之一战，秦桧反对他，这导致了民族灾难。如果现在皇上身边有像秦桧之类的人，必须将他们以军法处置。皇上或许可以为自己的错误向公众忏悔，这样能稳固民众的决心。此外，战争的最高指挥权可能落在僧格林沁手里。当 Taing 朝的 Te-Tseing 向公众认错后，山东的叛军也归顺屈从了。在天津招募志愿军也是值得推荐的策略，1853年广东的匪徒冒犯时就能看出他们是可以征用的。

恳请皇上下令将他们纳入僧格林沁正规部队的后备军。蛮夷的数量不过区区几千人，有相当一部分雇佣的是中国叛军，这帮匪徒的唯一动机就是获得钱财。如果激起这些雇佣军的爱国热情，并给他们适当的遣散费，可能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将他们解散。臣很难想象皇上为什么不采取这种方法。要是有人反对这种开支，他们就不会为了达成和平协议而赔偿二千万银两了，这种开支只需要其中的二百万现款拿来使用也已足够。一旦和平条款完成之后，每年又会有新的要求提出，因为蛮夷总是能找到借口。今年苏州和杭州沦陷的时候，政府几百万的银两成了他们的战利品和私人财产，损失难以估量。恳请皇上下令，需要赔付的钱由私人支付，作为恢复和平的权宜之计。如果外部蛮夷得到控制，在他们被打败之前就无需遵守和平协议，先帝在最后的遗嘱中就说过，和蛮夷达成和平让他感到羞耻和痛悔。皇上或许可以用心去体会。

（上奏的人以个人的口吻进行陈述，以为自己对皇上的不敬开脱。）

 

补充

臣等在缮写奏折之时，恭敬地奉读了今天的殊谕，上面提到：“蛮夷的挺进和目前的各种危机要求我们采取行动稳定人心，我们将事先安排的巡幸出游改为皇帝亲赴战场指挥抗战。让醇亲王皇叔下令合理部署京城的卫戍部队。如果在马头或通州遭遇敌军，我们按照原先计划，向北挺进，占据有利地势。我军的士气高涨，没有理由担心无法消灭人数不足一万的一小撮蛮夷。”从以上可以看出皇上北上已经势在必行。皇上难道就没有考虑自己的百姓，还有宗庙的列祖列宗和圣坛的神灵吗？如果真的要亲征，为什么说要北上占据有利地势？这种说法无法取信于民。但是，僧格林沁指挥的部队足以圆满结束战争，为什么皇上还要亲自去面对战争的危险和劳累？情况危急，不容多说，臣恳请皇上考虑并答应所有人的建议，回到宫廷料理朝政，对可疑的谏言进行反思。

 

我详细附上这些文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文书说明许多意见在宫廷大臣之间引起了争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中可以看清楚各部大臣对我们一些政策的看法。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清朝政府的独立自主，这对于我们来说几乎难以想象。

我没有机会将我的版本和文书的原稿进行对比，所以有些名字不大确定。不过，现在我必须描述火烧圆明园的情景了。

因为神职人员的诸项义务，焚烧宫殿的头一天我并未到达现场，有一两个连队散布在乡间，放火燃烧四个皇家园林中的所有宫殿，首先从圆明园开始，其次转向西边的万寿园、静明园，最后是香山，它们代表的含义分别为“圆形的漂亮花园”、“举行寿宴的园林”、“金色华丽的园林”和“芳香四溢的山”。

第二天清晨8点钟，我到达圆明园，然后带着范纳和普罗宾的骑兵、三门大炮和皇后兵团从院内前往香山，这是四所花园中距离最远的。沿路绿树葱茏、风景宜人，随处可见清澈的湖水、古旧的庙宇和星罗棋布的村庄，而这也是御林军驻地所在。在他们房子里面，放有许多支火绳枪，但是这些兵士们，只是想用“请请”、“磕头”等话与我们打招呼，并且端来热茶和凉水，献给我们止渴。在这个时候，心里千头万绪，百感交集，这是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体验。我骑马从这些风景中穿行（如同摩尔所说的“我们所挚爱的音容笑貌”已经消失，世间是否有何事物可以弥补），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这里，确实不虚此行，风景迷人，所以目睹此景，爱慕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这种赞美乃是名副其实，你必然会有感而发。

一条石砌的道路环绕着一座高墙，我从墙角处转弯过去，一片浓密的烟雾弥漫在我们面前，凶猛的烈火在烟雾的顶端，发出的熊熊火焰远远高出了树梢。一座寺庙，当然不只是一间房子，而是一片建筑群，环绕着一个巨大的神龛，也陷入火海之中。火焰不断蔓延，焚烧着里面以及周围的参天大树。这些树木掩映这座庙宇，差不多已有好几百年了。可以看到镀金的横梁和五光十色的庙顶，当然最多的还是御用的黄色——所有的这一切都任由大火吞噬。虽然对庙内供奉的神灵，你没有任何同情之心，但是看到几百年前所建造的建筑惨遭毁坏，不禁感觉有点悖逆天理、摧残造物似的。这些建筑可以给天然风景增色添彩，引起我们的惋惜和同情，而且所有这些房屋都是储藏室，里面收藏着各种珍奇古玩，清代以前的景泰蓝物品，不计其数的书籍文献，各种情景的雕刻，有的记载历史，有的描述满汉战争，这些作品有的出自本土天才，有的则是外国传教士按中国风格创作。这些传教士，大概除了宗教以外，都还学会了些别的本领，而一般的教士，很难在其他领域有所作为。绣花的帐帷，圣坛上的镀金祭品，这些东西除了其本身就价值连城外，做工细巧，外形精美，加之又珍奇罕见，令人着迷，但是这一切都付之一炬了。只有很少几件东西，由军官们救出，免遭焚毁之劫，但是因为运输困难，所以真正保留下来的很少。

那天我们所到的最远之处，乃是皇家园林的尽头，那边有一所宅第，山边还有寺庙及其他一些建筑物。此地距离圆明园约有八九英里。这些建筑物位于一片绿树葱茏的林谷之中，周围群山环抱。附近不远的地方，造有一座坚固的堡垒，仿佛在我国海岸上你可以看到的那些安置着枪炮的圆形高塔，不过远不如这里的堡垒高大。约半英里外，有一个村庄，用作驻扎清兵的营地。经过五六道相隔不远的门，走进一处有围墙环绕的场地。这些围墙和英国的鹿园墙垣颇为相似，用砖石和灰泥筑成。我远眺山边的景色，不禁联想起国内好几处的风景。

我们首先来到一座庭院，和平时所见的一样，三面都有房屋环绕，高台相连，方便的台阶可以一路攀登上去，两边有郁郁葱葱的树木，甚至我们应当感激这些大树，因为可以遮挡炽热的阳光。顺着台阶下山，流着一条清澈凉爽的泉水，几处洼地汇聚了这些流水。潺潺流动的活水，多么甘甜可口啊！如果你拾级而上，就来到那些宫殿，这曾是后宫佳丽的住所，打开箱子，或者看看箱子里面所藏的衣物，全是盘龙绣凤的睡裙，这些裙子的设计与国内女士所穿的圆筒裙不一样，两边都开有口子，一直开到齐腰处，然后两边交折过来叠在一起，用裙带系住看起来并无缝隙。穿上一看，即便你身长5英尺10英寸，站在那里裙摆几乎都要拖曳到地面。这些满洲嫔妃肯定都身材修长，满洲男子也都个个身段魁梧，相貌英俊，他们的母亲肯定也不矮。箱子里还有不少外套——都拿走吧，如不取走，再过半个小时都化成灰烬了，这是在“拯救”，而不是“掠夺”。

还有玉器、书籍、地毯、书画、景泰蓝等等，你所能想到的，这里应有尽有。有些锡克兵带走许多厚厚的布匹绸缎，准备留给他们的马匹用作暖被，因为现在夜晚天气已经转寒。这些人都久经沙场，敢作敢当，况且在普罗宾和范纳的带领下，更是无所不为。

部队在此停留一个小时，各路队伍接到米切尔的命令，了解进行焚烧的地点。从此园的大门往前看，树林茂密的山谷中，鳞次栉比的建筑物隐约可见，连绵不绝地顺着山岗延伸过去，约有一英里半之遥，而距离园门左右两边，约有半英里上下。命令发出之后，不久就看见重重烟雾，在树木中蜿蜒曲折地缭绕升起。在园林的中央，这些树木掩映着历史悠久的巨大庙宇，屋顶上黄色的瓦在太阳照射下熠熠生辉，光芒四射。这些屋瓦形态各异，构思奇特，只有中国人才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仅仅几分钟工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一缕一缕的浓烟，仿佛英国狩猎射击的地方，隐藏在山边树林深处的猎人茅屋中升起的袅袅炊烟。

很快，这一缕缕的浓烟聚到一起，形成的烟团遮天蔽日，万千火焰喷然爆发。所有庙宇、宫殿、历史久远的各种建筑，以及其中所有皇亲国戚的文物藏品，皇后嫔妃的奢华物品，都付之一炬，灰飞烟灭。目睹此情此景，一腔悲愤的情感荡气回肠。古往今来，无数人所爱慕的杰出建筑毁于一旦，再也无缘目睹。这些建筑展现了往日的技艺和风格，举世无双，你曾经看过一次，就永远不能再见。它们已经化为灰烬，人类再也无法重建。你转过身去，不忍再目睹这种景象。然而，在你眼前，升起一幅悲惨、肃穆、缓慢的幻景，留意那最悲惨凄恻的景象，疾驰如飞的战马，无人骑着，马鞍上空空如也，靴子虽然还套在鞍镫里，却也是空着，原来踏在上面的健足，现在已经成为骷髅的一部分，躺在炮车上的棺木里。两天前你亲眼目睹了这幅景象，所以你现在心中泛起这种幻想。烧毁的断壁残垣让你不忍目睹，但你转过身来，我们却可以看到你得意的表情，听到你说：“感谢上帝，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如今终于可以让他们有所警悟。”如果还有别的宫殿尚未焚烧，你将会自告奋勇拿着火种去点燃。

当我们回来时，范纳带着一两队骑兵，绕行一周，将外围以及刚才侥幸遗漏的一些建筑再次点燃。回到圆明园之后，我们发现第六十炮兵队和旁遮普步兵安排时间非常合理，所焚烧的区域又宽又远，现在仅存的就是上文描述过的正大光明殿，以及宫殿与宏伟的人口之间一些建筑。因为军队驻扎在其中，故留到最后。已经到了下午3点，我们准备回北京城；命令已经收到，大火即将燃起，几个手脚麻利的炮兵，很快将正大光明殿点燃，熊熊烈火很快吞噬了庄严华丽的宫殿，这座高贵的朝觐之殿转眼化为云烟。火焰已经冲到屋顶，燃烧一段时间后屋顶开始下沉，几百码外，你都能感受到那炽热的火焰。屋顶倒塌下来了，扑通的响声震天动地。还有园门和旁边的小屋，一个也不能留，哪怕只是一间小屋——圆明园，这座宫殿中的宫殿，绝不存留一丝痕迹。完成了这项了不起的任务，现在我们可以回北京了。

我要再说一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任务。虽然我在描述事件的经过时，不免忧伤和惋惜，然而给中国政府以最为痛心的打击，使他痛定思痛，仍是很有必要的，现在这项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所有历史悠久、精美绝伦的宫殿和物品，都已经化为灰烬，但是用来供奉那些正直善良、英勇威武的亡灵，这些代价也不算昂贵。啊！不，一条生命就足以抵消这一切。圆明园已经毁灭，但是我不知如何才能忘却，园中景色总是不断浮现在我眼前，我的记述颇为粗略，无法向你展示全貌。必须有一位身兼诗人、画家、历史学家、艺术品鉴赏家、中国学者和其他我也一时说不完的各种才华的人物，才能描写得更为详尽，让你有更清晰的概念。遗憾的是，这些才华我一点都不具备。我这一生中，无论何时，想到美丽与品位，技巧与古雅的时候，园林中的那些景色，那些宫殿便会历历在目；甚至后悔当初不该给予虽然公正但过于严厉的处罚，使它们都化为灰烬了。

我们相信，我们进军北京所造成的震动让当今朝廷无法承受，剩下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我还认为，某种新的统治力量会将这个幅员辽阔、光辉灿烂的国度带入一个全新的、前途更为光明的时代。现在那些所谓的“叛军”正蒸蒸日上，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已经击败曾被我们击败过三次的僧格林沁部队。普鲁斯大使目前正在北京，然而他所剩时间已经不多，要抓紧和目前已奄奄一息的朝廷修订条约（不是划分租界），我倒希望这一版图辽阔帝国的未来统治者能从我们的远征和这次事件中获得启示，学会尊重英格兰的名誉，尊重英格兰在世界上所代表的一切，真理、荣耀和正义，他们不需要痛苦的反省，这是给当今朝廷的教训，也是他们必须要承受的。（注：由于上述内容写于咸丰皇帝去世之后，由恭亲王理政，我们在上海和太平天国起义军发生冲突，中立地位不再，所有这一切形势改变了清王朝的前途。）

虽然我不是他们宣称的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成员，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最初也是要信仰基督教的，而且吸收了很多基督教的教义，我相信他们是希望接受正统的基督教的，这是值得鼓励的，他们宣扬神圣的基督教经典，表明了按照正统基督教的标准进行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的渴望。我深信他们在中国会不断崛起，这样基督教也会广为传播，这是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后不曾有过的，让英格兰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法国也会为此做好准备，因为她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立足之地。美国在中国所做的一切胜过我们十倍，第一位来天津的就是美国的传教士布洛杰特先生，他是一位绅士，非常适合自己选择的传教士工作，这也并非易事，中国可不是从事传教工作的安乐窝。但是英国在人力财力方面的投入至少不能逊色于其他国家。令人欣喜的是，我已经了解到，如果需要，可以从另外一个国家调取支援，在那个国家我们耗费得太多，收获得太少，那个国家就是印度。把投入印度的资源转移到中国来，我可以肯定，绝对会得到更高的回报。

 

注：

① 此奏折见于《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六册，第2255页，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题为“大学士贾桢等奏亲征不可轻试折”，内容相同，即引之替换。——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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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How we got into Pekin: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 of 1860《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

录入：付菁

排版：付菁

审核：朱强